晒一晒，中国支持联合国事业的“成绩单”******
应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邀请，第七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于2月1日至4日访华。
克勒希曾这样评价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贡献：中国一直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强后盾，在应对气候变化、维和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捍卫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始终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梳理相关的事实与数据，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支持联合国事业清晰斐然的“成绩单”。
全球维和的关键力量
成立于二战结束之际的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永久和平的期盼。而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维护和平稳定，中国与联合国理念相通。
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各类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为弥补人类和平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中国方案，赢得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缅甸、巴以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努力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团结，支持联合国依据授权开展斡旋；积极参与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数十个国际军控条约和机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中国同世界安危与共，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说，中国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与联合国宪章承载的理想一致。
全球发展的动力源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我们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在此，我愿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中国主张引发世界热烈回响，中国行动推动世界发展进步。
如今，全球发展倡议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并邀请“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国家、区域组织和联合国相关部门指定相应机构，对接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目前已有31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对口部门加入；建立全球发展项目库，首批已经启动50个项目，现已扩容超过100个项目，实施人力资源培训1000期，涵盖50多个“之友小组”国家等。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十年来，也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涵盖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和三分之一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纳塔利娅·卡内姆说，在全球人口已超过80亿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和贡献将惠及世界众多国家。
全球减贫的最大贡献者
“中国解决了13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点明中国减贫的世界意义。
2020年12月，中国正式宣布，经过8年持续奋斗，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大事。面对消除贫困这一全球治理的难题，中国在实现自身减贫的同时，从来不吝于为国际减贫分享经验、贡献力量。
近年来，中国着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 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以助力相关国家减贫。
在亚洲地区，中国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乡村基层社区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在非洲地区，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水利基础设施，打造农业合作示范区，推进实施中非菌草技术合作等项目；在南太平洋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医疗等技术合作援助项目；在拉美地区，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受援国当地民众摆脱贫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团结抗疫的践行者
“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展现出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勇气、决心、关爱，照亮了至暗时刻。疫情终将被人类战胜，胜利必将属于世界人民！”2020年9月，正值新冠疫情在全球反复肆虐之时，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振奋人心。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同世界守望相助，及时分享抗疫经验，驰援他国抗疫物资，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中国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个国际组织共同举办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技术交流活动300余场。
中国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率先支持疫苗研发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为弥合全球“免疫鸿沟”注入强大动力。中国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举办了百余场抗疫专家视频交流和直播活动，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医药诊疗方案，向部分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中医药产品。
阿根廷罗萨里奥大学中国阿根廷研究小组成员罗米娜·苏达克谈到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抗疫时说，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其一贯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绿色发展的实干派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全球环境治理方面，中国是积极的倡导者，更是脚踏实地的实干派。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联合国场合阐述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守护地球美好家园的中国主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和快速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并出台落实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全球领先，成为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一以贯之的决心和坚强有力的举措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说，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能源危机，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持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世界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祈盼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联合国在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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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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